2025年10月27日，喀麦隆宪法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保罗·比亚以近54%的得票率再次赢得选举，任期将持续到他近 100 岁。这位已届92岁高龄的领导人，自1982年执政至今，已成为全球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之一。在一个平均年龄仅为19岁的大陆上，比亚的再度连任不仅凸显了非洲政治中“老人政治”的普遍现象，更将喀麦隆——这个被称为“微型非洲”的国家——置于一个深刻的转型十字路口。此次选举之所以备受瞩目，并非在于悬念，而在于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在寻求稳定、发展与变革之间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与内在矛盾。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12日，喀麦隆雅温得，总统保罗·比亚在巴斯托斯政府双语小学投票。视觉中国 图
一、喀麦隆本次大选为什么引人注目？
本次喀麦隆总统大选，从表面上看，似乎又将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政治剧目。92岁高龄的现任总统保罗·比亚（Paul Biya），这位自1982年以来一直执掌国家的非洲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在一个平均年龄仅有18岁的国家，比亚的再度参选本身就构成了一幅超现实的图景。然而，尽管选举结果的可预见性极高，本次大选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背后，是统治精英内部前所未有的裂痕、迫在眉睫的继承危机以及深刻的国家与地区安全挑战，共同将喀麦隆推向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关口。
展开剩余91%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次选举是一个转折点——他们曾希望，92岁的总统比亚或许会选择卸任，为喀麦隆的政治过渡带来新的希望。最终，比亚宣布连任，并以一定的优势胜出。这一结果不仅令许多改革派失望，也加剧了人们对喀麦隆未来政局的担忧。比亚的胜利，似乎让人们对该国走向民主和稳定的期待再次破灭，反映出该国政治体系内深刻的结构性问题。
在1968年，比亚就开始崭露头角，担任了总统内阁主任和总统府秘书长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政府职位，实际上仅次于总统本人的权力中心。1979年，比亚升任总理，并于1982年接替了阿赫马杜·阿希乔（Ahmadou Ahidjo）成为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有限教育背景和健康问题，使得他在任期的后期逐渐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也为比亚的接班铺平了道路。从那时起，实际上比亚便成为了喀麦隆的实际掌权者。至今，他已经执政了近57年。
自1982年起担任总统，他已经是全球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统之一。在比亚的长期统治下，喀麦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他以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著称，但其治理方式也经常受到外界对其集权统治的批评。即便健康状况日益衰退，频繁缺席公共事务，外界对他是否能顺利完成此一任期充满疑问，但他依旧通过执政党的强大支持，牢牢掌控了政治话语权。选举之际，比亚的连任竞选不仅是对他个人政治地位的延续，也表明了一个事实：尽管国内外的呼声逐渐高涨，改革的力量却未能真正撼动既有的政治结构。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12日，喀麦隆加鲁阿，喀麦隆民族救赎阵线（FNSC）反对派人物伊萨·奇罗马·巴卡里投票。视觉中国 图
本次选举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反对派力量的分裂与挑战者的相对集中。过去，比亚的胜选几乎是没有悬念的，他的对手往往难以有效组织、缺乏实质性威胁。然而，今年的选举却因几位曾经的亲信的脱离而出现了新的动态。前部长伊萨·奇罗马·巴卡里和贝洛·布巴·迈加里等人宣布参选，标志着喀麦隆政权内部的裂痕愈发显现。但即便有这些新的对手，反对派的力量依旧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线。特别是在2018年选举中获票最多的落选者——莫里斯·卡姆托被宪法委员会取消资格后，反对派阵营的分裂更为明显。面对如此内部分裂，选举的公平性和公信力自然成为争议的焦点，反对派指责比亚和现有选举机构通过操控选举结果来巩固权力，同时喀麦隆国内不少声音认为当前国家的政治体制早已为现任政府所服务，媒体、司法乃至选举机构的高度集中，使得反对派在选举中几乎没有胜算。
尽管如此，选举后的局势仍未平息。选举结果公布后，反对派支持者迅速走上街头，要求承认“真实的选票”，并且强烈要求比亚下台。抗议活动遍布多个城市，尤其是在经济中心杜阿拉，局势迅速升级。政府的回应非常迅速且严厉，武装部队的镇压导致了至少四名抗议者的死亡。这一事件再一次暴露了喀麦隆政治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即便比亚成功连任，反对派的抗议与不满并没有因此消失，相反，它们可能会在未来更加猛烈地爆发。这不仅是对比亚个人权力的挑战，更是对整个政治体制的质疑。
当地时间2024年5月20日，喀麦隆雅温得，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中左)和妻子尚塔尔·比亚(中右)参加第52届国庆庆祝活动。视觉中国 图
更为深刻的是，喀麦隆的选举问题反映了该国长期存在的社会和政治裂痕。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英语社群长期以来感到被边缘化，他们的权益和声音在国家治理中未能得到平等对待。自2016年起，英语区的抗议和分离主义情绪愈发高涨，尤其是在比亚政府对这一地区的镇压措施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西南和西北地区在10月12日的选举中普遍出现弃权，投票率仅为53%，反映出当地居民对政治体系的深刻失望。但官方结果显示，比亚在这两个地区的得票率最高，分别为68.7%和86.31%。喀麦隆的多样性和语言差异并未成为凝聚国家共识的力量，反而成为了政治分裂和不稳定的根源。当今喀麦隆的政治环境，似乎永远无法打破比亚长期掌权所带来的结构性制约。
虽然外界对喀麦隆民主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在强大的政权机器面前，这些声音似乎微弱无力。即便有少数政治力量试图发出反对的声音，最终都被压制或边缘化。这一切让人不禁反思，喀麦隆是否真有可能走向民主过渡，抑或，这一政治僵局将继续持续，直到比亚完全退出舞台时，国家才会迎来真正的变革。对于许多希望变革的喀麦隆人来说，本次选举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失望，也让人们开始质疑，在这种深层次的政治结构面前，是否存在任何实质性的转折点。
二、大选背后，被撕裂的“微型非洲”
喀麦隆，常被誉为“微缩非洲”（Africa in Miniature），这个称号精准地概括了其惊人的多样性。在这个位于中西非十字路口的国度里，几乎浓缩了整个非洲大陆所有的地理地貌、气候类型和人文特征。从西南濒临大西洋几内亚湾的湿热海岸，向内陆延伸是覆盖着茂密雨林的刚果盆地一角；继续向北，地势逐渐抬升为广阔的萨赫勒热带草原，直至最北端触及半干旱的沙漠边缘；而在其西部，则耸立着包括西非最高峰喀麦隆火山在内的高地。
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作者供图
同样，其人文景观也极为丰富。全国拥有超过250个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多元的文化马赛克。更独特的是，喀麦隆是世界上少数同时以英语和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这是其曾被英法分割殖民的历史遗留。这种语言上的二元性，叠加数百种本土方言，使其成为一个语言学的宝库。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多样的本土传统信仰在这里交织共存，共同塑造了喀麦隆复杂而迷人的社会风貌。正是这种在一个国度内的高度浓缩，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整个非洲大陆的一个缩影，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观察非洲的复杂性、富饶度与挑战性的独特窗口。
喀麦隆的政治结构深受其历史背景的影响。二十世纪60年代，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在语言、教育、经济和政治上设下了深刻的鸿沟。尽管喀麦隆于1960年独立后宣称法英双语平等，但由法国主导的法语区显然占据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导地位，导致英语区的边缘化。随着法语区的强势扩张，英语区的居民在教育、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机会严重不平等。1966年统一党禁和随后的政治改革进一步强化了法语区的主导地位，而英语区的特殊性被无视，逐渐孕育了愈加深刻的民族与语言对立。分离主义者对1984年政府将国家名称由“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改为“喀麦隆共和国”提出强烈反对，认为这一变化象征着两部分平等关系的破裂。原本的“联合”一词暗示着喀麦隆是由两个文化、语言和历史背景迥异的部分组成的，去掉这一词汇，意味着其中一个部分被另一个吞并。特别是在比亚执政下，他通过废除联邦制度的公投和长期以来对高级政府官员的任命，加强了中央集权的体制，使得英语地区的人民感到被边缘化。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6日，喀麦隆杜阿拉，行人走过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CPDM）总统候选人保罗·比亚的竞选广告牌。视觉中国 图
二十世纪90年代，喀麦隆英语区的抗议活动越来越频繁，要求恢复联邦制和提升英语地位的呼声日益增高。然而，法语区的拒绝和强硬政策，使得局势越来越复杂，最终导致了2016年抗议事件的爆发。这一系列事件成为了英语区分离主义运动的催化剂，也为后来更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埋下了伏笔。2017年，英语区分离主义者宣布独立，并成立“亚巴佐尼亚共和国”，喀麦隆政府的强硬反应使得这一分裂主义运动愈发激烈，武装冲突蔓延至全境。政府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平息危机，但始终未能彻底消除分裂势力。政府军虽然占据主要城市，但分离主义者控制了乡村地区，并不断发动袭击。过去几年，这场冲突已经导致超过6000人丧生。犯罪分子利用权力真空谋取私利，进一步加剧了冲突。旷日持久的战斗、双方严重的人权侵犯以及日益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正对这两个地区以及中央政府之间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构成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比亚的外交政策态度对国内安全形势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问题上，比亚政府的低调和不愿采取强硬措施为恐怖组织在喀麦隆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温床。博科圣地在北部地区的活动日益猖獗，利用了喀麦隆安全架构中的漏洞，以及比亚政府对外部威胁反应迟缓的策略。国际危机组织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政府在2014年和2015年采取更有力的反恐措施，博科圣地的势力可能不会如现在般强大。比亚的低调外交策略使得国际关注度长期未能集中在喀麦隆的内部危机上，导致了政府在国内外压力下应对迟缓。虽然喀麦隆参与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许多地区仍然危机四伏，严重阻碍了当地的发展进程。
比亚总统领导的政府于2019年启动了“全国重要对话”，在推进权力下放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并宣布了一项基础设施重建计划。但比亚坚持拒绝恢复联邦制的提议，认为这将给予地方更多决策权。目前，喀麦隆国内冲突的政治解决似乎遥不可及，第三方调解努力也未能取得成效。与此同时，军事开支的高昂使得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其他领域的资金捉襟见肘。至今，双方处于谈判与战斗并行的状态。喀麦隆政府对于分裂主义的强硬态度，既没有赢得更多的支持，也没有解决英语区的核心诉求。在这种背景下，政治过渡的前景更显得复杂而不确定。若比亚在任内去世，如何应对这一长久以来未能解决的矛盾，便成为摆在喀麦隆面前的最大挑战。
比亚政权的长期执政加剧了这种政治僵局。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使得任何形式的政治过渡都变得极为困难。比亚的长期执政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继承问题成为悬在喀麦隆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在比亚治下出生的国家，年轻人对变革的渴望与日俱增。这种代际间的鸿沟甚至撕裂了第一家庭，比亚的女儿布伦达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谴责父亲，称其“让国家饱受苦难”，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呼吁不要投票给自己的父亲。这无疑成为整个国家代际矛盾最戏剧化的注脚。与此同时，被外界猜测可能接班的儿子弗兰克·比亚，却始终未在政坛担任要职，其政治意图模糊不清。这种“后继无人”的局面，使得任何关于未来的讨论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旦比亚离世，权力斗争的风险极高，可能将国家拖入更深的分裂与动荡。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12日，喀麦隆雅温得，一名男子在埃索斯双语中学总统选举投票站投票。视觉中国 图
喀麦隆现行的宪法未能有效填补政治空白，而有关总统继任的规定也过于模糊，根据宪法，若总统在任内去世或下台，将由参议院议长代理国家元首并组织新的选举。但这一程序化的安排无法掩盖一个严峻的现实：比亚从未指定明确的接班人。这种权力的高度个人化，导致其身后可能出现激烈的权力争夺。军方、执政党内不同派系以及觊觎权力的外部势力都可能卷入其中。因此，这次选举与其说是选择一位领导人，不如说是对一场即将到来的、充满风险的权力过渡的预演。在这种体制中，任何不稳定的事件都可能迅速演变为政权斗争。历史上，像加蓬、几内亚和多哥这样的国家就曾经历过由于总统去世或政权更替而引发的政变与暴力，喀麦隆或将面对这种命运。尤其是在当前宪法缺乏执行力的情况下，军方若在比亚去世后夺取政权，整个国家可能陷入深刻的政治危机。
当前喀麦隆的政治过渡问题不仅限于国内，还将对整个中部非洲次区域产生深远影响。作为该区域的重要经济和贸易中心，喀麦隆的政治不稳定将波及邻国，特别是加蓬、赤道几内亚、中非共和国等国家的经济安全。喀麦隆的杜阿拉港是中非地区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其动荡不仅会影响喀麦隆的粮食和能源出口，还可能导致区域供应链的中断。此外，喀麦隆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反恐和防范宗教激进主义蔓延的关键国家。如果喀麦隆陷入政治暴力，不仅打击本国经济，还将加剧区域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因此，国际社会尤其是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必须关注喀麦隆的政治过渡进程，确保这一过程能够在和平、民主的框架下进行。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7日，喀麦隆雅温得，总统选举结果公布后，喀麦隆反对派领导人、总统候选人伊萨·奇罗马·巴卡里（Issa Tchiroma Bakary）的支持者从街上收集材料搭建路障。视觉中国 图
总的来说，喀麦隆的政治过渡远不是一场简单的选举，它涉及深刻的民族、语言和政治结构问题。喀麦隆的未来取决于其能否在法语区和英语区之间找到平衡，如何构建一个公正的政治体制，如何实现政治的真正民主化。随着比亚政权的延续，国家的裂痕将进一步加深，政治过渡的可能性愈加渺茫。喀麦隆的未来不仅关乎本国的稳定，也将对整个中部非洲的安全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三、喀麦隆的未来已来？
在喀麦隆工作生活的六个月，足以让一个异乡人对那片土地产生深厚的情感。我怀念雅温得七丘之上起伏的街道，杜阿拉雨季后空气中混杂着泥土与海风的湿热气息，以及无论在何种困境中，喀麦隆人民脸上总能浮现的坚韧、幽默与尊严。正因如此，当我如今隔着屏幕，梳理着关于这个“微型非洲”的种种信息时，心中交织着温情的回忆与沉重的忧思。喀麦隆的未来，正站在一个迷雾笼罩的十字路口，而所有道路的交汇点，都指向同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比亚总统之后，国家将何去何从？
喀麦隆的情况反映了“混合政体”的普遍性，这种政体既非完全的民主，也非纯粹的威权主义，而是一种两者结合的复杂形式。斯蒂文·列维茨基的“竞争性威权主义”理论在喀麦隆尤为适用。比亚政府虽然定期举行选举，表面上看似符合国际社会对于民主的期望，但这些选举被认为并未能真正代表民众意愿，选举操控和政治压制依然存在。比亚利用其政治技术维持了权力平衡，但这种政治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的不稳定性。随着国际社会对民主和人权的关注日益加强，喀麦隆作为一个典型的“混合政体”，在国际舆论和外部压力的夹缝中，可能难以维持长期的内外稳定。如何在这一复杂政治背景下推动有效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在全球民主倒退和国际干预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已成为喀麦隆面临的重大挑战。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7日，喀麦隆雅温得，宪法委员会主席克莱门特·阿唐加纳确认，现任总统保罗·比亚赢得大选，继续担任自1982年以来的总统职务。视觉中国 图
喀麦隆的经济发展问题也为国家未来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尽管喀麦隆资源丰富，包括石油、天然气、铝矾土、铁矿等，然而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却未能有效促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喀麦隆的石油资源尤其具有战略意义，但长期以来，由于腐败和资源管理不善，石油收入并未惠及广泛民众，反而滋生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利益勾结。比亚政府在管理这些资源时的决策通常充满了个人色彩，而非国家长远利益，这也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制于外部力量和内部分裂。尽管比亚政府在其“2035愿景”战略中，确立了到2035年成为新兴经济体的目标。2021年11月，该国还通过了一项新的国家发展战略。该战略预计到2030年，喀麦隆的工业将大幅增长，主要依靠国内产品，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但这些目标与实际的进展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是制约喀麦隆经济发展的根本障碍，而对于外部援助的依赖和缺乏创新的产业政策，也使得喀麦隆的经济增长难以实现真正的多元化。
在宣布赢得选举数小时后，比亚总统发表了公开声明。比亚总统表示，他感谢那些“再次信任”他的人并在致辞中呼吁和平。他说，“总统选举已经结束，我真诚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坚定地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团结、繁荣的喀麦隆。”喀麦隆的未来，或许不在于精英阶层的权力游戏，也不在于域外大国在其土地上的暗中角力。真正的希望，蕴藏于其近2800万人民——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年轻人——的身上。比亚总统的又一个任期已经开始，但留给这个“年轻”国家的思考题，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沉重和紧迫。未来的关键在于，当那个漫长的“比亚时代”最终落幕时，这个国家是否有能力、有智慧去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去真正倾听被边缘化的声音，去弥合深刻的社会裂痕，并最终将那“微型非洲”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转化为惠及全民的福祉。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8日，喀麦隆雅温得，一份头版刊登着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再次当选消息的《喀麦隆论坛报》摆放在报摊上。视觉中国 图
离开雅温得时，我带走了一句当地的谚语：“雨水不会只落在一片屋顶上。”作为一个经历过喀麦隆漫长雨季的异乡人，愿未来的变革之雨，能滋润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而不是演变成一场摧毁一切的风暴。这既是一个曾在此生活过的人的深情祝愿，也是对这个美丽而复杂的国家最恳切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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